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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高院发布金融审判白皮书 “新型”“涉外”“规范”成高频词

作者:admin 来源:未知 时间:1622826517 点击:

[文章前言]:今天(5月31日)上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上海高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对2020年度上海法院金融商事审判情况、2016-2020年上海法院涉地方金融组织纠纷案件审判情况进行了通

  今天(5月31日)上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上海高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对2020年度上海法院金融商事审判情况、2016-2020年上海法院涉地方金融组织纠纷案件审判情况进行了通报。会上还发布了中英文版《2020年度上海法院金融商事审判情况通报》《2016-2020年上海法院涉地方金融组织纠纷案件审判情况通报》以及《2020年度上海法院金融商事审判十大案例》三份白皮书,其中“涉地方金融组织纠纷案件审判情况”系首次发布。上海高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茆荣华,金融审判庭庭长竺常赟,金融审判庭二级高级法官宋向今出席新闻发布会,上海高院法治宣传处处长、新闻发言人李则立主持发布会。

  2020年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在发生全球性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背景下,上海首次跃居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排名前三位,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以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实现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阶段性目标。

  据统计,2020年上海法院受理的金融商事案件数量有所下降,全市法院共受理一审金融商事案件179258件,同比下降6.91%;审结一审金融商事案件178871件,同比下降6.53%,同期结案率为99.78%。案件数量下降的主要原因是银行卡纠纷数量大幅下降。除银行卡案件外,其他金融商事案件的收案数同比上升49.94%,其中金融借款合同纠纷、融资租赁合同纠纷增幅均在50%以上。

  从案件标的金额来看,2020年上海法院受理一审金融商事案件标的总额为人民币1806.04亿元,同比下降18.58%。案件标的额居前三位的案件类型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融资租赁合同纠纷、银行卡纠纷。

  从案件类型来看,2020年上海法院收案数量排名前五的金融商事案件类型是银行卡纠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融资租赁合同纠纷、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和财产保险合同纠纷,这五类案件占金融商事案件总数的96.12%。

  一是金融审判支持和规范金融创新活动的功能进一步提升,具有市场引领作用的新类型金融商事案件不断涌现。

  二是融资渠道和结构持续变化引发新型、疑难、复杂问题,特别是融资租赁、保理、信托、债券等融资方式占据日益重要的地位,引发大量纠纷。

  三是金融科技和普惠金融领域的金融纠纷涉众性特点日益凸显,随着金融科技不断发展,金融机构不断加强普惠金融力度,跨地域经营成为常态,金融活动参与主体日益拓展,由此也导致金融纠纷的涉众性日益显现。

  四是金融案件涉外因素增加对适用国际规则和惯例提出更高要求,随着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日益巩固和金融对外开放力度不断加大,跨境资金流动和金融服务日益活跃,相应涉外金融纠纷案件也逐渐增多。

  五是司法科技赋能助推金融审判机制深度革新,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新一轮科技发展对经济社会产生深刻影响,也给法院审判工作提供新的发展动能。

  针对各类新情况、新问题,上海法院依法平等保护各方金融主体的合法权益,坚持和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支持和规范金融创新,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推进和保障金融改革,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如在首例信托公司因通道业务承担赔偿责任案件中,法院明确信托公司在通道业务中,仍应秉持审慎原则开展经营,履行必要的注意义务,如违反相关义务应承担相应责任;去年,上海高院发布《服务保障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若干意见》六个涉外金融典型案例,采取多项举措为金融国际化发展提供服务保障,取得良好反响;今年3月,上海高院、金融法院与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复旦大学共同发起设立复旦大学中国金融法治研究院,聚合金融司法、金融监管和学界力量,打造中国金融法治研究高地和对外交流窗口。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市法学会金融法研究会会长吴弘表示,上海是金融机构与金融人才的集聚地、金融交易与金融创新的活跃地,也是新型金融犯罪、新类型金融纠纷的首发地,金融司法任务艰巨,相信上海法院的金融审判队伍有能力担起重任、应对挑战,瞄准“专业化、国际化、智能化”世界一流目标,立足高起点、高速度、高标准、高质量地深入拓展金融审判职能作用,创造更多的金融司法保障金融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促进全球金融中心建设的新鲜经验。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上海高院还发布了《2016-2020年上海法院涉地方金融组织纠纷案件情况通报》,这是上海法院首次发布该类白皮书。

  据了解,2020年7月1日,《上海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正式施行。根据该条例规定,地方金融组织包括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区域性股权市场、典当行、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理公司和地方资产管理公司,以及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授权地方人民政府监督管理的具有金融属性的其他组织。一方面,地方金融组织的定位逐步明晰,其作为金融机构的属性进一步明确,金融监管措施逐步落实,相关司法审判也将进一步体现金融审判特点,需要与有关金融监管做好衔接。另一方面,在当前金融审判中,融资租赁、商业保理等地方金融组织快速发展,在发挥健全金融市场体系、满足各类主体融资需求、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作用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和不足,在规范经营、风险控制等环节存在短板,应引起高度重视。为此,上海高院此次特别对该类案件进行梳理并发布白皮书。

  白皮书显示,2016年至2020年,上海法院涉地方金融组织案件数量从4374件上升至21229件,增长了3.85倍,案件标的额从133.97亿元上升至272.06亿元,累计增长了1.03倍。

  在涉地方金融组织纠纷案件总量大幅增长的背景下,不同类型案件的增速出现明显差异,导致案件结构持续变化。融资租赁、商业保理等新型融资方式快速发展,案件数量大幅增长。其中融资租赁合同纠纷已经成为金融纠纷中数量位居第三的案件类型,仅次于银行卡和金融借款。据悉,其主要原因是近年来融资租赁业务出现了向汽车等消费领域拓展的趋势。

  上海高院今日发布的2020年度上海法院金融审判商事十大案例,涵盖银行、保险、证券、融资租赁、债券等多个金融行业。

  ■在探索金融审判体制机制方面,法院在审理一起某证券虚假陈述案件中,通过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的技术支持,在全国首次开创性地采用“多因子量化模型”计算方法,通过“收益率曲线同步对比法”,精准核定了每名投资者因虚假陈述行为导致的投资损失金额。

  ■在明确法律适用规则方面,在一起涉公司债券交易纠纷案件中,法院认定公司债券持有人有权就登记于受托管理人名下的担保物行使担保物权。对特殊情形下担保物权委托“代持”予以了肯定,通过给予上述商业模式必要的保护,拓宽了投资人关于增信措施的选择权,给投资人提供了更有利的保障渠道,保障了投资人的合法权益,有利于债券行业的健康稳定发展。

  ■在依法维护金融投资者和金融消费者权益方面,法院在一起金融借款纠纷案件中明确,贷款机构负有明确披露贷款实际利率的义务,若以格式条款约定利率,还应采取合理方式提请借款人注意,并按照借款人的要求予以说明。若因贷款机关未明确披露导致借款人没有注意或理解借款合同的实际利率,则应视为双方未就“按照该实际利率计算利息”达成合意,贷款机构无权据此计收利息。该案入选2019-2020年“全国消费维权十大典型司法案例”。

  收益率曲线同步对比法:该方法的基本逻辑是对影响股价的各种因素加以定量分析,在不考虑虚假陈述的前提下,根据受其他各因素影响形成的相关股票模拟收益率曲线计算得出投资者的模拟损益比例,将其与含虚假陈述在内的各因素共同影响下形成的投资者实际损益比例进行对比,从而得出投资者因受虚假陈述影响而产生的投资差额损失。

  多因子量化模型:该模型认为股票的均衡收益可以由多个风险因素来解释。例如,选择采用国家因素考虑市场风险对股票收益的影响,采用行业因素考虑行业对股票收益的影响,采用规模因素、价值因素、盈利因素等常见的个股风格因素考虑公司各种基本面对股票收益的影响,从而计算相关股票的模拟收益率。

  2020年,是上海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以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之年,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有着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在全球新型冠状肺炎疫情肆虐背景下,上海首次跃居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排名前三位,基本实现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阶段性目标。上海法院在金融商事审判工作中,始终坚持以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国家战略目标和工作大局,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执法办案等各项工作,认真履行法院职责,充分发挥裁判功能,依法平等保护各方金融主体的合法权益,坚持和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支持和规范金融创新,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推进和保障金融改革,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现将2020年度上海法院金融商事审判情况作如下通报。

  2020年,上海法院受理的金融商事案件数量有所下降。全市法院共受理一审金融商事案件179,258件,同比下降6.91%;审结一审金融商事案件178,871件,同比下降6.53%,结案率为99.78%(图一)。案件数量下降的主要原因是银行卡纠纷数量大幅下降。除银行卡案件外,其他金融商事案件的收案数为73,651件,同比上升49.94%。2020年,全市法院共受理二审金融商事案件1,912件,同比下降4.16%(图二),审结二审案件1,912件。(二)收案标的金额情况

  2020年,上海法院受理一审金融商事案件标的总额有所下降,为人民币1,806.04亿元(以下币种相同),同比下降18.58%(图三)。案件标的额居前三位的案件类型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650.97亿元,同比下降15.89%,占标的总额的36.04% ;融资租赁合同纠纷195.13亿元,同比下降17.49%,占标的总额的10.80%;银行卡纠纷162.14亿元,同比下降37.18%,占标的总额的8.97%。其他标的额较大的案件类型有质押式证券回购纠纷101.03亿元,营业信托纠纷96.58亿元,股权转让纠纷43.27亿元,公司债券交易纠纷39.08亿元,保证合同纠纷38.13亿元。部分传统金融商事案件标的金额比重有所下降,其中票据类纠纷16.10亿元,保险类纠纷7.11亿元(图四)。结案方式上,2020年一审金融商事案件的调撤率为30.17%,同比上升近9.51%,二审案件调撤率为9.26%,同比下降4.22%。一审案件上诉率为1.07%,同比上升0.03%。二审案件改发率为5.02%,低于全市法院平均改发率3.02个百分点。全市法院金融商事案件的申诉率为0.08%,与去年基本持平。

  2020年全市法院收案数量排名前五的金融商事案件类型是银行卡纠纷105,607件,同比下降35.82%;金融借款合同纠纷42,970件,同比上升58.04%;融资租赁合同纠纷18,241件,同比上升65.93%;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3,243件,同比上升7.63%;财产保险合同纠纷2,276件,同比下降3.8%。上述五类案件分别占全市法院一审金融商事案件总数的58.91%、23.97%、10.17%、1.8%、1.27% ,合计占比达96.12%(图五)。二

  金融创新是金融发展的内在本质需求。在金融创新过程中,金融审判就相关问题及时作出回应,对金融创新活动在依法支持保障同时也予以有效规制,是金融持续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从上海实践看,随着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持续推进,金融市场不断创新发展,金融营商环境持续优化,金融审判水平稳步提升,金融审判支持和规范金融创新活动的功能正在进一步显现,具有市场引领作用的新类型金融商事案件不断涌现。

  一是新型金融活动引发新类型纠纷。例如,在一起涉未取得融资融券资格的主体从事场外配资的案件中,法院充分考量相关监管规定和立法目的,依法对场外配资合同的效力及相应过错和损失承担进行认定。在上海市首例石油掉期合约纠纷中,法院根据金融衍生品交易的自身特性,遵循有关国际惯例和交易规则,确认了提前终止净额计算条款的性质和效力。

  二是传统金融领域产生新类型纠纷。例如,在一例互联网保险纠纷案件中,法院明确了网络投保中明确说明义务和如实告知义务的司法审查标准,将互联网保险这一金融商品和服务纳入金融消费者权益司法保护体系之中。在一起涉私募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人对赌纠纷中,法院重点考量对赌的主体、内容及方式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及合伙协议约定,就对赌协议效力作出认定。

  三是具有示范价值和规则导向意义的新型案件。例如,上海法院审理了全国首例适用多因子量化模型精准核定投资者损失的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法院委托专业机构运用多因子计算模型,首创“收益率曲线同步对比法”,旨在同时扣除系统风险和个股风险因素,使得赔偿金额计算更为公平合理。在首例信托公司因通道业务被判承担赔偿责任案件中,法院明确信托公司虽仅负事务性管理责任,但仍应秉持审慎原则开展经营,并履行必要的注意义务,如违反相关义务仍应承担相应责任。不少案件所确立的规则,引起了金融监管、行业协会以及金融机构等高度关注,对完善金融产品结构、金融交易规则、金融市场秩序等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随着社会融资规模的不断扩大和融资渠道的不断丰富,除传统银行贷款业务外,融资租赁、保理、信托、质押式证券回购等融资渠道以及股票、债券等直接融资方式在融资市场领域占据日益重要的地位。例如,2020年,金融借款合同纠纷、融资租赁合同纠纷、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分别增长58.05%、65.93%、7.63%,案件数量仅次于银行卡纠纷,分列第二至第四位。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中,“名为租赁,实为借贷”违规从事借贷业务的问题仍然存在,租金及违约金的计算方式、新类型融资租赁物的范围界定等引发争议。保理方面,随着商业保理公司经营规模逐渐扩大,业务模式不断创新,涉案保理公司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涉及以虚假应收账款作为保理标的、保理公司向不特定对象放贷等争议问题。2020年,上海法院还受理了72起以信托公司为被告的案件,涉及信托公司违背信义义务的法律责任、信托公司的清算义务、信托公司对外作出“刚性兑付”承诺的法律后果等法律问题。此外,上海法院受理了多起企业债券违约案件,此类案件金额较高,涉及投资者众多,市场影响较大。

  近年来,随着金融科技不断发展,金融机构不断加强普惠金融力度,跨地域经营成为常态,金融活动参与主体日益广泛,由此也导致金融纠纷的涉众性日益凸显,金融投资者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仍需进一步强化。例如,近年来涉助贷类金融借款相关案件高速增长。目前法院受理的案件中涉及的助贷机构主要有保险公司、融资担保公司、非融资性担保公司、金融信息咨询公司等。其中,不乏由P2P整治后业务转型到助贷行业的机构,作为金融借款中的撮合方,利用自身掌握的客户信息、风控及贷后管理优势,提供各种形式的助贷类业务。但实践中此类机构可能存在变相收取高额服务费用、违规开展融资担保业务等诸多不规范行为,较易引发金融风险。再如各类交易场所违规经营引发的案件,在违规交易平台清理整顿后陆续有相关纠纷进入法院,涉及众多参与者利益。

  随着我国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日益巩固和金融对外开放力度不断加大,跨境资金流动和金融服务日益活跃,相应涉外金融纠纷案件也逐渐增多,还有大量案件虽主体不涉外但案件中有涉外因素。上海法院在案件审理中合理采纳国际金融惯例和规则,依法平等保护各国市场主体权益。例如,在全国首例涉离岸债券“维好协议”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生效判决在内地法院申请认可和执行的案件中,法院提出认可和执行香港生效判决的审查标准限于程序事项,案涉“维好协议”在境内法律效力的实体法问题,不属于案件审查范围,同时对拒绝认可和执行判决的“社会公共利益”应作严格解释,通常仅包括认可和执行香港特别行政区判决的结果直接违反内地公共利益之情形。在一起独立保函案件中,法院指出在判断保函的性质时,要重点考察保函的独立性和单据性,充分尊重《见索即付保函统一规则》(URDG758)等国际金融惯例,准确界定当事人权利义务,正确把握保函欺诈要件和证明标准,进一步规范保函止付案件的处理,避免不当止付,促进国际贸易发展。在某涉金融衍生品交易案件中,法院在对当事人违约责任进行认定时,以我国相关法律法规为基本依据,同时充分考量金融衍生品交易的国际惯例(ISDA主协议)及金融衍生品交易的自身特性,计算提前终止款项的相应市场公允价值,为国际规则和惯例的司法适用提供了参考。

  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新一轮科技发展对经济社会产生深刻影响,智慧化、数字化成为发展趋势,也给法院审判工作提供新的发展动能。2020年上海法院金融审判依靠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推进审判方式改革,提升审判效率。

  一是全流程网上办案取得实效。上海法院以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成、在线庭审、庭审记录方式改革、电子档案单套制改革、智能辅助办案系统运用为重点,扩大全流程网上办案在金融商事审判中的深度应用。

  二是推进金融案件智能快审系统建设。尝试开展要素式立案、文书模板设定、数据智能计算验证、文书自动生成,研究探索金融机构数据系统与法院对接,减少可能出现的数据输入错误、结案时裁判文书数据核验不准等情况。

  三是深入推进电子送达。借助监管机构、行业协会的力量,推广金融机构在合同文本中约定电子送达条款,切实解决送达难问题,节约诉讼时间成本,提高审判质效。

  随着上海国际金融中心高质量发展、金融业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上海自贸试验区及临港新片区建设推进、浦东新区进一步高水平改革开放等一系列重大战略实施,证券、保险和信托市场的诸多金融创新及相关金融衍生品产生大量新型交易形态和法律关系,新类型金融纠纷可能将持续涌现。在金融科技创新蓬勃发展的背景下,如何兼顾金融风险防范和金融消费者及投资者权益保护,推动技术创新与金融创新融合发展将是一项重大挑战。随着绿色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为打造国际碳金融中心,与碳金融有关的现货、远期产品交易,碳基金、碳债券、碳保险、碳信托等金融创新产品将不断出现,对金融审判提出更高要求。

  法院对金融案件的裁判是否具有国际化视野是衡量我国金融司法水平的重要标准,也是进一步提升我国金融司法国际公信力的前提和基础。随着我国进一步融入国际金融市场,部分交易模式源自境外的金融产品将逐步进入国内金融市场。金融市场的国际化发展将带来大量成熟市场的经验、规则和国际交易惯例,在规范交易主体行为方面产生重要影响,也将使金融纠纷的管辖制度、裁判规则和司法理念发生深刻变化。面对新挑战,上海高院发布了《上海法院服务保障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若干意见》,着力构建符合新形势需求的金融司法体制机制,对标国际最高标准,提升金融司法能力,公正高效化解涉外金融纠纷,进一步发挥司法服务大局职能。

  推进法律适用标准统一,实现“相同情况相同处理、类似情况类似处理”是确保司法公正和提升司法公信力的必然要求,也是通过审判建立主体合理预期、促进市场规则形成的重要体现。2021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及配套司法解释正式施行。作为我国第一部以法典形式出台的法律,《民法典》对金融领域的影响是结构性、系统性的,又是全面、深远的。《民法典》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金融市场的法治需求,例如在合同编设立保理合同一章、规定非典型担保合同以及出台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等。金融市场的发展需要确定性和可预测性,金融机构对如何正确适用民法典动产担保规则,推动登记的统一和规范化,正确理解效力顺位规则等需求将不断增强。新法与旧法之间、民事一般法与金融特别法之间、裁判结论与监管目标之间的衔接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随着普惠金融持续发展,金融交易的涉众性特征越发明显。证券市场注册制改革全面推进、监管部门对证券市场违法违规行为的惩处力度持续加大以及投资者的维权意识不断增强,相关证券纠纷案件将持续进入法院,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新型证券案件将不断出现。信托行业的“刚性兑付”逐步被打破以后,投资者因信托产品无法如期兑付,从而起诉产品销售者和管理者的案件将会逐渐增多。随着金融消费者保护理念的不断深化,各方对金融机构的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关注度日益提高,金融消费者以金融机构违反投资者适当性义务为由,提起的损害赔偿诉讼将不断出现。

  2020年,上海法院共发出金融类司法建议27份,收到有效反馈意见17份,反馈率为62.96%。上述司法建议从具体案件中发现的问题出发,对金融监管机构和金融机构提出有针对性的意见建议,促进市场主体规范经营,从源头上预防纠纷,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近年来,银行、保险、融资租赁等行业是法院发送司法建议较多的金融领域。2020年上海法院发出的金融类司法建议涉及融资租赁业12份,银行业8份,保险业5份,证券业与互联网金融领域各1份。(图六)(二)反映的问题及建议

  法院在案件审理中发现,在对部分金融机构和实体企业送达诉讼材料的过程中存在不少问题。一是约定诉讼文书送达条款还需进一步推广,部分金融机构即使约定了送达条款,但填写的联系地址存在重复或不确切之处。二是部分合同中的送达条款为格式条款,字体较小,且无加粗加黑显示,难以引起合同相对方的充分注意。三是部分合同中的送达条款所在页与签字页未在同一页,且合同并未装订成册,合同相对方是否实际知悉并同意引发争议。法院建议金融机构在合同订立时应明确约定诉讼文书送达地址并明确法律责任,大力推广电子方式送达,对约定送达地址条款应使用准确规范的语言,并以明确醒目的方式进行特别提示和说明。

  部分案件反映出,个别金融机构展业经营不规范,存在一定风险隐患,影响自身债权实现。一是贷前审查评价机制存在欠缺。例如,未发现当事人在签署合同前已存在多笔尚未清偿的贷款,履行能力极不稳定。二是合同要素填写不完备。例如,借款人配偶仅在承诺书上签字,对借款金额、期限、对应借款合同均未填写,容易引起歧义。三是抵押环节不严谨,缺少抵押人的委托手续,评估价值填写较为随意。法院建议相关金融机构应加强对客户履约能力的事前审查,建立信用评价等级,形成相对完善的审查评价体系;完善合同的制定及签署,加强员工合规意识及技能培训,确保合同的完整性和合理性;规范抵押评估流程,就评估机构、委托主体、评估后果、费用承担等流程核心事项与抵押人达成合意,以减少后续争议。

  法院在案件审理中发现,有的金融机构未充分意识到风险防控的重要性并做好审查措施,影响了金融业务的正常开展。一是事前订约资格审核不严,例如保险公司未及时筛查出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即存在适用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情形。二是事中风控力度不足。例如融资租赁的出租人在承租人逾期支付多期租金后才发现租赁物早已下落不明,导致涉案损失进一步扩大。为促进完善金融机构风控机制,法院建议强化合同订立前资格审查流程的规范程度,排摸易产生纠纷的风险点;加强事中履约监管,及时发现合同相对方的逾期行为,建立较为全面的担保物、租赁物等与合同相关财产的追踪机制。

  相关金融监管部门及金融机构对上述司法建议给予高度重视,积极加强监督管理,规范行业经营,完善风险防控机制,取得良好效果。例如,针对诉讼材料送达方面的突出问题,有公司已在主合同的送达条款中增加合同各方当事人送达地址及联系方式的填写位置,并明确约定各方当事人所留地址的适用期间、变更地址的程序及告知期限和相关法律后果。针对部分金融借款业务中合同要素不完备的问题,相关金融机构对照法院建议修订合同文件内容,明确利率计算方式及期间。针对保险业务开展中核保不严的问题,相关保险公司积极开展自查自纠,要求全体销售人员、核保人对投保人的年龄、病情等投保要素进行严格审查,并且在合同签订前尽到保险人的明确说明义务。

  2021年是中国成立100周年,也是实施“十四五”规划、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年。习总书记在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庆祝大会上指出,上海要努力成为国内大循环的中心节点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发展人民币离岸交易,建设国际金融资产交易平台,更好服务和引领实体经济发展。打造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和高质量发展需求相适应的金融法治环境,需要政府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行业协会以及社会公众等各方共同针对新形势、新任务、新情况共同努力,为此建议:

  我国对外开放已进入由商品、要素流动转变为以规则、制度开放为基础的新阶段,呈现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等特点。为推动上海进一步健全金融市场体系,增强国际金融中心吸引力和辐射力,加强对国际金融市场的规则衔接是金融国际化发展的必然要求,法律理论界、实务界和金融业界要聚合力量,深入研究国际市场的交易惯例、监管规则和司法成果,积极推动建立与国际金融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监管部门在稳步放开跨境投融资限制的同时,应更加注重制度规则的深层次对接,不断增强政策的可预期性和稳定性。金融机构要以金融科技为支撑,重点发展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提升产业与金融能级,构造与国际组织、境外机构的金融对外交流合作新格局。

  防范金融风险是政府部门、金融监管机关、司法机关等各方的共同职责,各单位应进一步加强信息互通和工作衔接,搭建金融信息大数据平台,及时警示和预防金融风险,协同处置重大风险事件。金融监管机关应进一步加大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力度,及时查处违法违规经营行为,督促金融机构依法合规经营。在合力做好金融风险防范工作的同时,给予金融创新合理的生长空间,推进“监管沙盒”等举措保障金融科技创新,助力上海金融科技竞争力提升。金融机构应进一步健全和完善风险内控机制,提升从业人员守法意识,加强业务流程管理,严格审核借款人、担保人的资信状况和履约能力。

  在我国经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是当前推动金融供给侧结构改革的重要举措,对维护金融和社会稳定具有重大意义。金融机构要按照金融监管要求,建立健全投资者适当性制度,完善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测试制度,并严格按照金融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推介、销售相应金融产品。金融科技类企业在提供特定金融服务或签订服务合同之时,应充分告知金融消费者金融产品的内容、投资活动的性质及风险,依法履行适当性义务。同时,金融机构对其提供的金融产品与服务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确保金融消费者个人金融信息的保密与安全。同时,应采取各种形式加大对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教育力度,对不同年龄段、不同教育程度的受众采取合适的宣传、教育方式。

  为切实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预防纠纷发生并降低纠纷解决成本,金融监管机构、司法机关、仲裁机构、行业协会、调解组织等应就全面推进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进一步加强合作,实现多元解纷机制金融领域全覆盖。依托上海法院一站式多元解纷平台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积极引进金融专业调解组织入驻平台。积极推动先行调解、诉前调解机制,健全委托、委派调解机制,切实提高专业调解在金融纠纷多元化解体系中的比重。通过示范案例引导、加大宣传力度,提升社会公众对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知晓度和信任度,积极引导当事人通过调解方式解决金融纠纷。此外,金融机构应当通过提升合规经营水平、优化金融产品服务、依法强化信息披露等方式,从源头减少金融纠纷,强化矛盾纠纷的“诉源治理”。2016-2020年上海法院

  2020年7月1日,《上海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正式施行。根据该条例规定,地方金融组织包括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区域性股权市场、典当行、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理公司和地方资产管理公司,以及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授权地方人民政府监督管理的具有金融属性的其他组织。近年来,各类地方金融组织积极发挥自身优势,对于健全金融市场体系、满足各类主体融资需求、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地方金融组织在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和不足,应引起重视,予以解决。现将2016-2020年上海法院涉地方金融组织纠纷案件审判情况作如下通报。

  近年来,随着上海各类地方金融组织获得不同程度发展,涉地方金融组织的纠纷案件数量和标的金额持续增长。2016年至2020年,涉地方金融组织案件数量从4,374件上升至21,229件,增长了3.85倍。1从案件标的金额看,2016年至2020年涉地方金融组织案件标的额从133.97亿元上升至272.06亿元,累计增长了1.03倍。在涉地方金融组织纠纷案件总量大幅增长的背景下,不同类型案件的增速出现明显差异,导致案件结构持续变化。融资租赁、商业保理等新型融资方式快速发展,案件数量大幅增长。2020年全市法院共受理一审融资租赁合同案件18,241件,比2016年增长了5.13倍;涉商业保理公司案件517件,比2016年增长了1.79倍;涉融资担保公司案件1,298件,比2016年增长了2.14倍。其中融资租赁合同纠纷已经成为金融纠纷中数量位居第三的案件类型,仅次于银行卡和金融借款,其主要原因是近年来融资租赁业务出现了向汽车等消费领域拓展的趋势。

  与之相比,小额贷款、典当等传统案件类型相对保持稳定。2020年,全市法院共受理一审小额贷款合同案件912件,比2016年上升69.83%;比2016年上升40.82%;典当案件258件,比2016年上升11.21%;涉地方资产管理公司案件3件,比2016年下降90.32%。1.因涉区域性股权市场案件数量较少,暂未列入统计。

  2020年,全市法院涉地方金融组织一审案件调撤率为22.35%,低于同期金融商事案件调撤率(31.37% )9.02个百分点。涉地方金融组织案件中,由于法律规定不明确、合同约定不合理、客户资信状况不佳等因素,导致双方争议较大,难以消弭分歧达成一致意见。

  一是双方对纠纷处理结果预期认识不一致。融资租赁、保理、典当等案件中,债权人通常有租赁物、应收账款、当物以及第三人提供的保证等作为权益保障,一旦涉讼,债权人往往不愿在金额和还款期限上作出让步,而债务人因资金紧张希望降低还款数额、减免违约金、延缓还款期限等。

  二是双方对案涉交易的法律性质认识不一致。部分债务人以案件涉及刑事犯罪、融资租赁中的租赁物不真实、保理合同项下的应收账款虚假、典当中的当物不存在等理由进行抗辩,当事人之间的意见争锋相对,导致诉争复杂化,缺乏调解基础。

  三是双方对合同约定的债务负担是否合理认识不一致。例如,部分案件涉及手续费、服务费等费用,有的系在合同中直接约定,有的则另行签订服务合同。诉讼中,客户常以对方未提供任何服务,费用收取违反法律规定等为由提出抗辩。

  四是相对于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地方金融组织的资金成本较高。发生纠纷后,地方金融组织在利率、费用、违约金上能够作出的让步空间相对较小。

  由于地方金融组织多服务于个人或中小企业,交易结构相对借款而言更为复杂,同时随着近年来普惠金融快速发展,客户普遍呈现小而分散的特点,导致案件送达难度高、公告适用多、审理周期较长。例如,融资担保纠纷中,涉及债权人、债务人、担保人、反担保人等诸多主体。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中,往往涉及出租人、出卖人、承租人、保证人、车辆挂靠企业等众多当事人。保理合同纠纷中,可能涉及保理合同债权人、债务人、担保人以及保理合同项下应收账款的债权人、债务人等主体。由于上海自贸试验区的制度创新和法治化营商环境吸引大量外地公司将合同履行地或案件的管辖地约定为上海,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理公司等运用科技手段开展异地经营,导致大量被告分散在全国各地,相当数量案件无法直接送达,缺席审判适用比例较高。

  地方金融组织的业务范围不断拓展,交易模式不断变化,而法律规则相对滞后,反映在金融审判中不断出现新型、疑难、复杂问题,金融市场对于法院通过司法裁判规范引导市场行为的期望和要求也不断提升。例如,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中,除车辆、医疗器械、教育设施等传统租赁物,还有将城市管网、天然气锅炉等城市基建设施作为租赁物,更出现鸡、猪、奶牛等生物资产以及著作权等无形资产等新类型租赁物。融资租赁物的范围如何界定,存在不同认识。面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上海法院积极通过组织交流研讨、发布典型案例、制定规范性文件等方式,明确司法裁判标准,规范引导市场行为。

  相对于传统金融机构,部分地方金融组织的经营活动规范性还有待提升,风控机制尚不健全,潜在风险隐患较多。例如,有的地方金融组织积极运用金融科技,发展普惠金融,开展平台合作,吸引大量金融投资者和金融消费者参与交易,但相关领域众多客户违约、投资亏损引发纠纷。部分小额贷款公司存在捆绑搭售保证保险,变相收取高额费用,实质上增加借款人融资成本等问题。有的地方金融组织存在对借款人及担保人资信状况审查不严、对公司担保流程未依法审核、对担保物管控不力、通过员工账户发放和回收贷款等风控薄弱环节,影响债权安全。

  近年来,上海法院受理的金融商事案件类型结构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从传统的银行类、保险类案件占据绝对主导,转变为各种金融案件类型并存,涉地方金融组织的纠纷复杂性、多样性将进一步显现。例如,伴随着产业结构调整,中央和地方相继出台相关政策以鼓励融资租赁业的健康发展,融资租赁将在农机、科投、文化教育、卫生及基础设施等诸多公共领域开展业务,并向电子信息、大生命健康、节能环保及新能源等高精尖产业布局。随着保理合同被写入民法典,法律地位进一步明确,为保理行业进一步创新发展提供了空间。同时,随着金融科技不断进步,各类地方金融组织运用互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等新技术进一步拓展业务范围,相关纠纷案件也将不断出现。

  随着地方金融组织的金融机构属性进一步明确,监管要求进一步强化,涉地方金融组织纠纷案件司法裁判中将更多考量金融监管因素,注重司法裁判结论与金融监管目标的协调一致。最高人民法院在有关批复中明确,地方金融组织属于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其因从事相关金融业务引发的纠纷,不适用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在评判交易行为法律效力时,法院将依法积极回应地方金融组织监管要求,更多关注地方金融组织是否存在违反特许经营等方面金融监管规定,是否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的规定认定合同无效。在认定当事人在交易活动中的过错及责任时,法院需考量地方金融组织是否按照监管要求充分履行投资者适当性管理、风险揭示、忠实勤勉等义务,合理分配当事人责任,切实保障金融消费者和金融投资者合法权益。

  涉地方金融组织的金融交易持续发展创新,在基本交易结构基础上不断设计出多种更复杂的金融产品,当事人之间的争议问题往往涉及法律未作出明确规定的领域,司法裁判对于界定交易法律关系、明确各方权利义务、促进形成交易规则将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例如,在涉及让与担保、租赁权质押、保单质押、资产收益权回购等非典型担保方式的纠纷中,担保权的成立条件、公示方式以及实现途径等尚存模糊地带,需进一步明确。此类涉及市场交易规则确认的案件将不断出现,司法裁判的示范效应将进一步显现。

  由于制度体系尚不健全、行业门槛相对较低、人员素质良莠不齐等原因,部分地方金融组织开展业务的规范性还有待进一步加强。例如,部分地方金融组织收费名目及收取方式尚需规范,实践中约定的收费名目不尽相同,如手续费、服务费、管理费等,有的地方金融组织则直接以融资利息为名义收取费用,有的地方金融组织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其实际提供了相应的服务和管理。部分地方金融组织未向客户尽到明确说明义务,利用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的差异获取高额利润,损害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个别地方金融组织在客户违约后,自行收回担保物,且收回担保物后随意处置,损害客户利益。

  存贷款业务系属需经特别行政许可方能实施的特许经营行为。《上海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第十八条规定:“地方金融组织应当依法规范经营,严守风险底线,禁止从事下列活动:(一)吸收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存款;……(三)非法受托投资、自营或者受托发放贷款。”个别案件中发现,地方金融组织利用虚构租赁物、租赁物“低值高估”、虚构应收账款等方式向不特定融资人放款,从事名为“融资租赁、保理、典当”实为信用贷款的业务,违反了特许经营的规定,案涉合同被法院认定为无效。

  部分地方金融组织通过与金融科技公司、金融信息中介机构、线上资产管理机构等合作,大力发展普惠金融,开发新的资金来源和客户群体,为其创新发展提供了有利契机,但同时也带来了业务合规风险。例如某商业保理公司与数家金融信息中介机构开展合作,保理融资款系由合作的金融信息中介机构直接发放给融资方,而根据银保监会《关于加强商业保理企业监督管理的通知》的规定,商业保理公司不得通过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地方各类交易场所、资产管理机构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等机构融入资金。

  极个别地方金融组织受利益驱使,不安于从正常经营中获取利益而将目光投向了灰色边缘地带,甚至涉嫌刑事犯罪。例如,涉车辆融资租赁合同案件中个别渠道商借融资租赁模式进行合同诈骗或利用第三方进行虚假宣传诱骗客户进行融资租赁业务;个别地方金融组织采用张贴告示标语、暴力收回担保物等非法手段催债。这些案件往往具有区域性和涉众化特点,需引起高度重视。

  由于地方金融组织的资金成本较高、债务人违约风险较大等原因,地方金融组织利用优势地位加重债务人负担的情形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权益保护力度需进一步强化。例如,违约责任条款的设置不均衡,合同中针对客户违约责任的条款较多,而债权人的违约责任仅进行了简单罗列。合同订立时,地方金融组织没有就合同中的违约条款内容向客户进行必要的告知和说明。合同中针对客户未按约还款的情况约定较高比例的违约金,例如部分违约的情况下以全额计算违约金等,导致案件当事人对违约金的计算方式产生争议。

  近年来,上海法院通过制定法律适用意见、公开出版办案要件指南、发布典型案例等方式积极推进涉地方金融组织案件法律适用统一,规范引导市场行为。上海高院先后就融资租赁合同纠纷、典当合同纠纷、保理合同纠纷等出台了适法意见,就实践中争议较大的租赁物范围、虚假应收账款、服务费收取、利息保护上限、违约金调整等问题作了规定,进一步明确司法裁判尺度,取得良好效果。公开出版《融资租赁合同纠纷办案要件指南》,为各法院审理案件提供参考的同时,也对建立市场主体预期、引导市场交易行为发挥了积极作用。上海法院还发布多个典型案例,明确法律适用标准。例如,法院在一起商业保理纠纷案件中明确,商业保理公司向不特定对象放贷,因超越经营范围并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规定,应认定借款合同无效。再如,在一起小额贷款合同案件中,法院明确小额贷款作为一种期限短、需求急、频率高的新兴融资方式,具有贷款手续简便、审批手续快捷、担保形式多样的特点。但小额贷款公司在办理贷款业务时,不得违反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关于金融贷款的强制性要求,不得预先扣除贷款利息。预先扣除贷款利息的,不受法律保护,法院在判决时按照实际出借金额作为贷款本金予以调整。

  近年来,上海法院通过多种方式积极推进地方金融组织相关制度建设。例如,为维护涉融资租赁物交易安全,促进融资租赁行业有序发展,上海高院于2019年8月21日发布《关于审理融资租赁物权属争议案件的指导意见(试行)》,明确本市金融租赁公司、外商投资融资租赁公司、内资融资租赁试点企业作为出租人,应当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的动产融资统一登记公示系统中对融资租赁合同中载明的租赁物权属状况予以登记,并明确该登记在一定范围具有对抗第三人的公示效力。2在《上海市地方金融组织监督管理条例》起草过程中,上海法院从司法审判角度积极建言献策,促进相关制度完善。

  2.2021年1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施行后,融资租赁物登记效力已明确。

  针对地方金融组织在案件中反映出的一些问题,上海各级法院通过向有关单位发送司法建议以及向社会发布白皮书等方式,提示金融风险,促进行业健康发展。上海高院、金融法院就融资租赁案件发布专项白皮书,浦东、静安等法院针对涉自贸区保理纠纷、车辆融资租赁纠纷等发布专项白皮书和典型案例,获得良好反响。司法建议的针对性、实效性进一步增强。例如,法院针对个别典当行续当手续不规范以及长期多次续当的问题提出司法建议,有关典当行积极反馈,表示将根据建议内容,严格规范续当手续保留书面凭证,原则上续当不超过三次,且在续当一次后不主动要求对方续当。针对个别小额贷款公司利用名义利率与实际利率的区别收取高额利息的问题,法院在司法建议中指出案涉借款合同的还款计划表中约定每月利息的计算方式为本金按年利率计算一年的利息后按12个月平分后得出,但上述利息的计算方式并未扣除每月借款人已经偿还的借款本金,致使实际计算的利率远高于《借款合同》约定的年利率。相关小额贷款公司表示将尽快完善合同条款,明确借款合同的利率约定,避免利率约定与实际计算不一致。

  针对大量涉地方金融组织纠纷案件被告为外地户籍且存在部分被告逃避送达等情况,上海法院积极采取措施,与相关监管机构、行业协会开展合作,引导企业在合同模板中增加“司法送达条款”约定及相关法律后果的说明,加强对涉诉当事人在合同、其他诉讼材料中记载信息的查实,提升送达效率。积极推进涉地方金融组织的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推动地方金融行业组织建立健全纠纷调解机制,强化调解组织与法院一站式多元解纷平台对接,通过委托调解、委派调解、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等方式,高效化解涉地方金融组织纠纷。

  地方金融组织是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高质量、高层次发展的重要方面,其健康发展需要金融监管部门、行业协会、市场主体以及社会公众等各方的共同努力。为此,我们建议:

  科学、有效监管是地方金融组织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由于地方金融组织的业务监管规则多由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等国家金融监管机构制定,而具体监管工作由地方金融监管部门落实,各方需在各司其职、分工尽责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信息互通和工作衔接,形成监管合力。国家金融管理部门需进一步推进完善涉地方金融组织的行业立法,提升法律层级,细化监管规则,明确监管要求。地方金融监管部门需严格落实国家监管要求和地方金融监管条例的各项规定,根据监管工作的实际需求,进一步充实队伍力量,明确监管职权,强化监管能力,加强对重点领域、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的监管力度。要在实施机构监管的同时,大力加强行为监管和功能监管,对于各类市场主体实际从事的地方金融组织业务活动的,均应加强惩处力度,防止出现金融监管和风险防范的空白地带。及时查处违法违规经营行为,督促地方金融组织依法合规经营,充分关注自身业务模式与借贷业务的界限,回归业务本质,严防信用风险在金融领域的交叉传播。强化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督促地方金融组织及时整改相关纠纷中发现的问题,更新完善合同文本,平衡地方金融组织与投资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充分履行地方金融组织的适当性管理义务、风险揭示义务、忠实勤勉义务等。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规范地方金融组织的收费内容及名目,合理设定融资成本和费用收取方式,有效降低实体经济融资负担,严禁采用违法违规甚至暴力方式催收债权。在新冠肺炎疫情尚未结束的背景下,建议监管部门引导地方金融组织对暂时出现流动性困难但仍能维持正常运营的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应秉持“放水养鱼”思维,给予一定扶持,有效减轻企业负担,促进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地方金融组织应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规定,依法、合规、诚信经营,加强业务管理,完善风险内控,落实好在金融风险防范中的主体责任。

  一是严格尽职调查。加强客户的资质审查,对客户的经营、财务、涉诉等情况进行了解,审慎判断其资信和偿债能力,有效控制业务风险。做好合同履行过程中的回访跟踪,防止“重视业务拓展轻后续管理”的倾向,及时发现客户可能发生的风险问题,在客户轻微违约时,力争采取协商等方式解决争议。

  二是完善内部业务操作流程规范。将交易过程的每个环节应当审核的内容明确列举,注重业务开展中各环节信息记录及材料留档保存,防止纠纷发生后因举证不能导致法院难以查清事实或自身面临败诉风险。强化对业务人员的合规培训,从严把关合同签订和履行流程。

  三是完善担保物管理。注重明确担保物权属,就物的取得、权属凭证、现状等作有效审查,完善登记和公示程序,防止他人恶意处分担保物造成损失。就各类新类型担保物,可积极利用信息技术等手段实施必要的监控。

  有关政府部门、金融监管部门、司法机关应进一步建立联动工作机制,加强协作力度,明确职责分工,在合力做好金融风险防范工作的同时,合理引导金融创新,推动金融市场健康、良性发展。进一步加大对涉地方金融组织违法犯罪的打击力度,形成有力震慑,维护金融市场秩序和金融安全。强化投资者教育,进一步树立起“卖者尽责、买者自负”的正确投资理念,严格按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的相关规定要求,切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为有效化解涉地方金融组织纠纷,建议进一步突出监管部门在金融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中的支撑作用,抓好已有各项多元化解决机制的落实工作,促进矛盾纠纷化解。进一步发挥行业协会职能作用,扩大行业协会在纠纷调解中的覆盖面,针对当前融资租赁纠纷、商业保理纠纷持续高发的态势,推动建立专项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充分利用社会化纠纷解决力量和资源,积极探索吸纳各类社会机构参与纠纷化解,促进建立第三方调解机制。大力推进金融仲裁,鼓励地方金融组织约定采用金融仲裁的方式解决金融纠纷。坚持将非诉解决挺在前面,加强诉调对接,进一步拓宽调解通道,完善法院一站式多元解纷平台与各类社会调解组织的互联互通,将更多的金融矛盾纠纷纳入到多元化解机制中,便捷、高效地解决纠纷。

  原标题:《上海高院发布金融审判白皮书 “新型”“涉外”“规范”成高频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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